在历史进程中筑梦，让薪火永相传
（作者：郭伟欣）
1678年、1898年、2008年，是戊午、戊戌、戊子年。这三年，见证过三对师徒的抉择、悲欢与坚守。所有尘封了的、缅怀中的、进行着的，终将化作在历史中筑梦的丰碑，岿然屹立永不朽。
师之大者，传文化
1678年，明永历三十二年，清康熙十七年，戊午。
清廷诏征“博学鸿儒”，并诏修《明史》。此前，黄宗羲已经为反清复明的信念周旋半生，他屡战屡败，又旋败旋战。期间家祸迭起，他的弟弟黄宗炎两次被捕，儿媳、小儿、小孙女病夭，故居亦两次遭火。他疑惑，他痛苦——还要坚持吗？
同样是这一年，莱布尼兹发明了可做乘除运算的计算机，惠文斯与牛顿光学拉开论战。当然，无人知道外部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十年前的康熙七年，清廷严申海禁。一个古老的文明将自己深深封闭起来，而这一封闭，便是将近两个世纪。
对于黄宗羲而言，那时叩问着他的问题是，明亡了，有华夏存焉，而华夏亡，则民何从？泱泱数千年之文化，又往何处去？
五年前，他满怀疑问，登上了天一阁，这里收藏了宁波范氏自嘉靖年间以来的七万卷藏书。那一年，天一阁一百零八岁，黄宗羲六十三岁，他饥渴般地阅览着尘封的典籍，尤其是前朝档案、地方志，他从字里行间看到了明清之际的社会经济风貌，由此也注意到了浙东商业文明的萌芽。若干年后，他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提出了“工商皆本”。但最令他悲触的，则写在《天一阁藏书记》里：“读书难，藏书尤难；藏书久而不散，则难之难矣”。
古老中华一向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、不朽之盛事，数千年来，典籍文献浩如烟海。但每一次王朝更迭，文明便要损失一次。每想到此，他太心焦，太愁闷，也太深知大乱之后为文明续书的紧迫。离开鲁王行朝后，他潜心著述，辗转慈溪、绍兴、宁波、海宁，开馆设学，将《明儒学案》《宋元学案》《明夷待访录》等一部部彪炳史册文坛的著作呕心撰出。他知道，“大明”已成历史，而这段历史要在他手中变为下一段文化的火种。
康熙十七年是一个必然要做出艰难抉择的时刻，清王朝面临自入关以来的第一次系统的历史回视，如何评价前朝与本朝？黄宗羲也面临着他一生中最无力的困惑，要不要加入他心中极不承认的“朝廷”，为后世留下公正的史书？
没人知道黄宗羲心中如何说服自己。坚辞不就后，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子万斯同赴京。这对师徒间的衣钵传承，也铭刻在天一阁的访客名单上。继黄宗羲之后，万斯同是第二个踏上范家天一阁的外姓人，这样的学者在天一阁数百年浩渺历史里不过十几位。黄宗羲在赠别诗中，为学生写下了“四方身价归明水，一代奸贤托布衣”。
按清朝规制，凡入史局者皆署翰林院纂修官衔，授七品俸禄。万斯同遵照师嘱，上京后执意“以布衣参史局，不署衔，不受俸”。当时，《明史》纂修者五六十人，他们每篇成稿，都送到万斯同处复审。万斯同阅罢，便告知取某书某卷某页，有某事应当补入；取某书某卷某页，某事应当核实，无一谬误。
这对师徒，一位铁骨不屈的“姚江黄孝子”，从崇祯十七年明亡到顺治十年设馆讲学，只做一件事——反清复明；一位京城中上至王公下至学子无人不晓的“万先生”，从康熙十七年入京到康熙四十一年病逝，则只做另一件事——修明史。
文化是深植于一个民族的血脉中的，跨越茫茫岁月，范钦以他的天一阁万卷典藏守护过，而黄宗羲以他的思想光辉启蒙过，万斯同则以他的如椽史笔记录过。
康熙十七年，这对师徒做出了各自人生中最具转折性的选择——国可亡，而史不可灭。王朝兴废转头空，历经五千年中的无数次轮回，正是无数对如此般师徒的信念传承，让文化永存，留下我们民族瑰丽之梦坚实的根基。
师之大者，开民智
1898年，清光绪二十四年，戊戌。
这一年的风雨欲来，在三年前就已波谲云诡。彼时正值甲午丧师，割台湾，赔款二百兆，举国上下震动。康有为联合一千三百多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，呼吁变法。他不达目的死不休，前后上书七次，热诚不减，胆气不退，举国流俗嘲笑之，如同未闻。这是康梁共举的第一把“火”。
前有车后有辙，翌年逢缘时会，梁启超任主笔的《时务报》在上海破土而出，开启了中国近代传媒与学说理论联姻的一幕，活脱脱其先生风范附体。
光绪二十四年，历史把他们各自推向了顶峰，又重重摔下。这一年戊戌维新，是康梁共举的第三把烧得最明亮迷人的“火”。此前，他们已与保守派文战多番，将第二把“火”烧得遍地。可是这第三把，让他们一败涂地。
维新变法一百零三天后，师徒俩被迫“断发胡服走扶桑”。多少壮怀偿未了啊！如今想来，当他们面对日本这个“仇敌”与“导师”时，该是何等复杂的心境？
这一年，庞大守旧的中国依旧在黑暗中难以转向，而欧洲这头居里夫妇已相继宣布发现新的放射性元素——钋与镭。东方与西方，历史的车轮迥然反向。
在日本，梁启超逐渐意识到政治激变无法富国强兵，改革的成效取决于国民的素质。由此，开始向那一面蒙昧与麻木筑成的“铁墙”撞击——民智未开，则我开之。
回国后，梁启超号饮冰室主人，著书立说。“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与？”透过一部部著作、传记、日记，再去体会“饮冰”二字，那种焦灼忧虑的“内热”仍是那般炽烈真实。何以解热？唯有“饮冰”。
今天脍炙人口的《少年中国说》，梁启超写于1900年。那时，八国联军侵华，古老的民族危机重重。但梁启超庆幸，师傅康有为传给他的信念，他传下去了，海内将掀巨澜。变法的那把“火”照热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，中国的革命者们相继擎起大旗，一再向着那堵 “铁墙”撞开去。尔后民国建立，袁世凯窃国称帝，他的弟子蔡锷则第一个在云南举旗讨袁。
民智一开便如洪水，他坚信。少年进步则国进步，他坚信。中国之雄立于东方必可待，他坚信。
这些根深蒂固的坚信来源于戊戌维新的十年前，那段与康有为结下的师生之缘。当戴着“神童”桂冠落第的梁启超，在万木草堂拜见同样遭际的“南海圣人”康有为时，一个世纪以来最负盛名的师徒佳话开始起笔。
初秋时节的广州，位于中山西路长兴里的万木草堂寥落无人，这座院子里曾痛谈过“江山重叠争供眼”的时局，也激荡过变革者“献身甘作万矢的”的壮怀与落拓。第一次晤面，康有为痛陈朝廷腐败与拯救国民之理，一向任性自负的梁启超听后犹如冷水浇头，当头一棒，且惊且喜，且疑且惧，即拜康先生为师，从此毅然踏上救国匡时之路。如今我们得承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“双雄会”之一，历史有时可谓妙手偶得。
一个世纪过去了，斯人已逝，当年那些受过这对师徒思想文字洗礼的几代仁人志士也已逝，而民智今日胜于昨日，少年进步国亦进步，中国之雄立于东方瑰梦不远。
历史总是一团迷雾，唯勇敢的启蒙者方可带领我们前行。一部近代史，写满了炮火与呐喊，写满了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接力，这些不朽师徒的精神力量，还将继续让我们筑就崭新中国梦。
师之大者，扬精神
2008年，中国的奥运会“元年”，戊子。
这一年的意义太难以落笔，对于重获新生的民族而言，所有的意义都藏在历史的不言之中。
放眼一百年前——1908年，四月革命党人的“钦廉起义”因乏援而失败，六月全国掀起立宪请愿高潮，十一月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病薨。该年，《天津青年》一篇文章中提出奥运三问：什么时候中国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？什么时候中国能获得奥运会金牌？什么时候中国能举办奥运会？
2008年则是一个隔了一百年的回答——奥运，是一个萦绕了一百年的梦，是一场始于1932年刘长春孤独身影的长跑，是一出必然留下盛世辉煌记忆的万民狂欢。
这些厚重的意义压在全体中国人和北京奥组委的肩上，更直接地压在蔡振华和他的后继者肩上。
2003年刘国梁就任乒乓球男队主帅的时候，曾开过一句玩笑：“小子们！当年师傅怎么治我，我就怎么治你们！”
刘国梁的师傅是蔡振华，蔡振华是江苏无锡人，但他的性格并不像典型的南方男人。他总是风风火火、大刀阔斧，但却粗中有细、敏感又注重细节。刘国梁继承了蔡振华的风格，豪爽并一丝不苟。
走出近代的中国，体育的信念已从洗去“东亚病夫”到展现大国形象转变，这个转变得益于2008年。而铺成这条从荆棘之路到康庄大道的，是一代又一代以师徒挽手扬精神的体育人。
1985年，蔡振华由运动员转身为教练，出走意大利执教，后来被意大利乒乓球界视为教父。四年后回国“受命于危难之中”时，中国乒乓正步入低谷，他带领球队开始“第一次创业”，这次“创业”不仅打赢了翻身仗，还带出了一批国人耳熟能详的健将。
2003年春天，巴黎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的前夜。
上海红双喜集团总经理楼世和去看望中国队总教练蔡振华，蔡振华特意把他带到刘国梁面前，对刘国梁说，“他以前是李富荣局长的交情，现在也是我的交情，而以后也是你刘国梁的交情。”蔡振华说这话时，语调颇为轻松，但闻者都觉得有一种江湖男人情谊。6月，刘国梁正式接过师傅的担子。
2004年春节，厦门，中国乒乓球队正在封闭集训。
刘国梁率领队员在操场上跑步，蔡振华在场边说起这位得意门生，“我之所以看重国梁，最主要的是看重他有一种思想，一种精神，一种魅力，能使他成为几代班子的中心，带领几代乒乓球运动员。”什么样的思想、精神和魅力，蔡振华未多解释，只说日后大赛必会验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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